据报道，近日，因不堪遭受同学长达两个小时的侮辱殴打，重庆某技工学校学生范某从位于4楼的寝室跳下，摔成十级伤残。事后，其父亲将打她的6名学生及其家长、女儿所在学校告上法庭。日前，经重庆市第五中院判决，参与施暴的6名学生承担七成责任、学校承担两成责任，范某承担一成责任。

又是一起情节极其恶劣的校园暴力事件。据受害人披露，其仅仅因为告诉老师同学邹某逃课，就招致邹某及其他5名同学的百般折磨，扇耳光、用鞋底打头、扒光衣服拍裸照……很难想象，如此暴力的举动居然是一群高职女生所为。

从逃课、报复、侵凌，以及呼朋引伴群殴同学等一系列行为看，邹姓女生的极端表现也恐非偶发，而是熟练的“技能”。面对如此强大的“暴力集团”，作为一个被恐惧挟持了的女孩，范某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我们一贯说，有人欺负你，你可以选择告诉老师，也可以报警。但实事求是地讲，在特定的情境下，一个还未成年的女生，到底有没有勇气与霸道的同学对抗到底，也因人而异，很难一概而论。能够选择“自力救济”，固然可以免于遭受更大的伤害，但这并不表明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勇气。

跳楼自残的极端行为固然不可取，也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但也应该看到，在此事中，范某已经走投无路。当然，理解范某的处境也并不意味着赞同她的举动。一个人的漫长人生路，在遇到各种挫折乃至屈辱时，如何走出困境，活出一个自我，需要绝大的坚忍。而与此同时，外部世界也完全有责任、有义务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安全、可预期的成长环境。

遗憾的是，在此事件中，我们丝毫看不到学校有任何有效的管理制度：学生随便逃课，没有人管，最后还得让说实话的同学承担后果;一群学生在宿舍打人，且长达两个多小时无人察觉，或者有人察觉也无人理睬;学生跳楼了，也不见学校有任何致歉的表示。

判决书称，范某“在面对邹某等人施加的暴力行为时，本应当通过报告老师或者报案的方式，将自己解救出危险状态，而不是任由欺凌者肆意妄为”。这样的表述虽合情合理，但未免太过理想化。当一群人在欺凌一个人时，这个人是否能有足够的理智与能力去报告老师、去报警?当一个学校的秩序沦陷，坏学生可以肆无忌惮欺凌她人时，一个柔弱的学生又如何“将自己解救出危险状态”?

事实上，类似校园霸凌事件，很多都发生在职业学校。这并非带着歧视的因素，而是从侧面表明了，职业学校在管理上确实存在严重的失序。这种失序，不仅表现在师生之间存在疏离，而且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淡薄。

然而，我们不能再纵容类似的行为在校园中堂而皇之地发生。学校应该是一个最能体现平等、公正、友好等公共价值的所在，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有着无限的可延展性，都应该在这里享受到最起码的公平，而不是被随意欺凌。

面对校园欺凌，学校当然责无旁贷，一个学生被凌辱，我们不应该指责她不够坚强，而是应该追问，学校为什么没能给予她足够的保护。其次，司法也有必要通过事后惩戒，给受害学生一个说法，给社会一个交代。法律介入，也是一种必要的社会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触摸到行为的边界时有所忌惮。

一再爆发的校园霸凌事件，让人愤怒，也让人无奈。校园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不仅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所系，不能一再挑战公众的认知底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