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能源安全成为各国高度关注的问题。新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呈现出哪些新特点，是否会影响低碳转型进程，中国保障能源安全的潜力有多大，如何破解能源行业不可能三角的难题？就上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余国。

中国经济时报：新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资料图)

余国：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能源发展面临地缘政治格局剧烈调整、极端气候日益频发、能源转型过程中韧性减弱三大挑战，能源安全在可获得性、可承受性、可持续性和系统韧性等4个维度上都出现新的变化。一是地缘政治冲突导致产业链供应链受阻和新能源电力供应的不确定性导致能源供应不稳定性上升。二是欧洲能源供应紧张带动全球化石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多国通胀水平创纪录，大量民众陷入能源贫困，能源供应经济性显著下滑。三是煤炭消费反弹，全球碳排放量创历史新高，能源转型进程短期受挫。四是随着电气化水平的提升，各种能源品种联动性增强，事件性冲击更容易演变为系统性风险，能源系统韧性受到高度重视。

对我国而言，能源安全问题将贯穿能源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呈现传统油气供给风险与新型能源系统风险交织并存的特征。需要持续提升化石能源供给的弹性韧性，并在防范油气进口风险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重要装备技术断供、新能源所需关键矿产资源供应中断等风险，将极端情况下的应急保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能源产业的新特征将如何影响低碳转型进程？

余国：乌克兰危机引发国际能源市场动荡，在加速全球低碳转型的同时，也加剧了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博弈，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是市场不确定性增强，能源安全焦虑促使主要国家将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实现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途径。各国政府对能源转型的决心和支持立场空前坚定，加快制定新能源相关支持政策和发展规划，促使全球能源转型遭遇短期波折后加速推进。二是化石能源价格飙升导致可再生能源经济性提升，加速企业和个人的主动部署。三是围绕新能源关键矿产的竞争博弈加剧，对低碳转型构成挑战。到2050年前，新能源产业对铜、镍、钴、锂、稀土等关键矿产的需求将有数倍到数十倍的增长。一方面，新能源经济正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另一方面，出口国资源民族主义呈加剧趋势。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高，在增加国内产能和拓展多元进口渠道上的发展潜力有多大？

余国：我国历来高度重视能源安全保障，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观。一方面。国内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另一方面，坚持能源进口多元化，有力保障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明确了我国化石能源的发展方向。未来，我国将立足国内资源基础，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加强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国际合作，构建以我为主、自主可控的能源供应格局。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化石能源生产和进口将继续增长。煤炭生产向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产能在2025年增至47亿吨/年，进口维持在3亿吨左右，之后随煤炭需求的下降而减少。油气勘探开发聚焦非常规、深层、深水领域，原油产量有望长期维持在2亿吨水平，天然气增产潜力较大，预计到2035年突破3000亿立方米并保持稳产。原油进口量在2025年左右达到5.7亿吨峰值后逐步回落，天然气进口量在2035年前保持较快增长，增至2700亿立方米左右。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寻找到能源行业不可能三角目标之间的平衡点？

余国：能源不可能三角认为，“供应可靠、使用清洁、价格合理”三者难以兼顾，各国在能源发展的不同时期应有所侧重。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我国能源行业发展要以保障能源安全为首要目标，以实现“双碳”承诺为约束条件，为保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美好生活用能需求而保持合理的能源价格，力求实现三者的平衡。需坚持“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先立后破、稳中求进，积极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一是大力推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持续加大风能、太阳能、核能等非化石能源的规模开发和综合利用，持续提高电气化水平，推进清洁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有效接替。二是充分发挥化石能源的安全保障作用。加大煤炭先进产能建设和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完善能源资源储备体系，扩大煤电三改联动和气电调峰规模，构建多元化油气进口格局，提升能源系统韧性。三是加快推进能源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电力交易市场建设，提升油气管网和电网调度能力，促进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集输，保持能源价格在合理区间内反映并调节市场供需。四是持续强化前沿技术创新。智能电网、分布式微网、新型储能、可控核聚变、氢能产运储用等前沿技术的突破和低成本商业化推广才是破解能源不可能三角的根本途径。